尤溪人重教兴文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时，官办有学宫，民办有私塾，宋宝祐年间有书院，元明两代有官令民办的社学，清代有书斋、书馆、学堂，近代有新学。据明清所编《尤溪县志》、《八闽通志》记载，尤溪县历代多有登科第功名的。宋代有进士76人、特奏名和释褐进士34人，元代有进士4人、荐辟1人，明代有进士17人、荐辟16人、举人21人、各种贡生308人，清代有进士1人、举人33人、各种贡生638人。这些人多曾任官受职。

　　朱熹生活的南宋朝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不仅有正式的学校教育，而且有非正式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不仅有官办的学宫，也有民办的私学、书院。蒙学阶段的私学，以识字教育、日用常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目的在于化民成俗；专经阶段的私学，有以传承师法家法为己任的学派性私学，有以科举制艺为宗旨的应举私学，还有以传播学术、科技为目的的学术性私学。家庭教育除了进行初级阶段的文化知识教育外，还对子女进行伦理道德知识的教育，这些内容主要通过家规、族训、宗戒、家礼等形式进行理学传统的启蒙教育。南宋的社会教育则通过祭祀孔子及儒学大师等各种文化活动，官方的劝谕、榜文，皇帝及各级官吏的诰、箴、谕、旌表等，进行劝农桑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营造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

朱熹作为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不仅集诸儒学术之大成，而且集教育思想之大成，以致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里出现了非朱子之说不言、非朱子之书不读的局面。他不仅编辑了大量的教材，还修复和创办了不少的学校。他编写的教材有《小学》、《四书章句集注》、《家礼》、《近思录》、《诗集传》等，修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办的书院有月泉书院、五峰书院、观澜书院、寒泉精舍、云谷书院、同文书院、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石湖书院，讲学过的书院有稽山书院、龙津书院、明善书院、月林书院、樊川书院、南湖书院、魁龙书院、南轩书院、云兴书院。他还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地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列为“五教之目”。

朱熹把培养“圣人”看作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时常教导学生要发愤读书，切己力行。在他看来，圣人所必备的素质就是“明人伦”，就是孝弟（悌）忠信、仁义礼智、修身齐家。他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他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hàn）格不胜之患也。”（《朱子全书》第十三册《小学原序》）又说：“古人之学，固以致知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则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习而已。”（《小学辑说》）朱熹认为，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深化和扩充，旨在“明其理”，所谓“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和以往的教育家一样，始终坚持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说：“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之天下者，盖无二理。”（《朱熹集》卷七十七《南剑州尤溪县学记》）朱熹心目中的道德教育，核心内容不外乎“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而且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并把违背或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言行统统说成是“人欲”。这样，朱熹就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提出了立志、主敬、存养、省察等一系列修养方法。朱熹这些教育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也影响着地处僻远山区的尤溪。

尤溪古时的私塾始于何时已无稽可考，但有宋一朝，尤其是南宋朝十分兴盛毋庸置疑。否则，就难以解释两宋期间尤溪进士及第之多的现象。北宋自庆历六年至宣和六年，79年间，尤溪进士及第者自邑人林积首个登第后有25人；而南宋朝自建炎二年至咸淳七年的143年间，尤溪进士及第者有51人。而且，其中不乏为官者。如：河南转运使林积，金紫光禄大夫郑安道，新会知县周谞，苏州知府严环，节度判官林振，高州知府赵希参，江山主簿赵孟垓，宁都县尉赵孟塾等。可见，当时“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颂暮弦，洋洋盈耳”（《舆地纪胜》卷一三三《南剑州》）宋之后尤溪的私塾继续发展。宋之后的尤溪籍进士凌辉、田顼、陈贵、詹荣、严自泰，均官至正四品以上。

整个封建社会，尤溪的私塾、书馆、书学遍布城乡。古时的私塾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村落或大姓宗族为培养下代读书，用宗族公有田产的一部分为经费聘师授课的义塾；二是村落中想让子弟读书识字的家长们，各出银或米若干，推举一人为馆首，聘请士子文人来村设塾；三是没有任官授职的士子文人在自己家中或村中的祠堂庙宇设立书馆书斋，招青少年入学，由学生交纳薪金。所用的启蒙教材有“四书”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辅以《包举杂字》等。程度较高的学生教材有《四书集注》和“五经”，辅以《幼学琼林》、《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千家诗》等。据1989年《尤溪县志》载，“清代的书斋有：十二都的洋中斋、十四都的西洋斋、十六都的玉泉斋、十七都的洋中斋、十八都的象山斋、廿二都的松轩斋、德馨斋、文华斋，廿四都的蓬山斋、廿五都的至上斋、廿八都的蓬莱斋、廿都的隆山斋、五十都的井龙斋等。”民国期间，随着新办小学的发展，私塾逐渐减少。“至民国38年6月，全县仅有私塾19所。”

尤溪官督民办的社学始于元代，明弘治十八年，全县各都建社学50多所。嘉靖《延平府志》载，明时尤溪县城的社学“在城二，水东一，水南一。”清雍正二年，县城昼锦坊、城隍庙，九都梅仙坂，廿八都古迹口，五十都新桥设有社学。尤溪的书院始于在朱熹诞生地上建起的南溪书院。南溪书院始建于宋嘉熙元年，敕赐名于宋德祐元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建镇山书院，万历年间建荆川书院、天池书院。清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建起正学书院、开山书院。尤溪古时的县学宫是唯一的一所官办学校，始建于宋庆历二年，原设于县治西，后徙县治东南隅，再徙县治东北隅。其后多次改址。清乾隆五十八年，知县童檝迁建于县署右侧，即今天的文庙。在学宫就学的生员和学生，“以自学儒家四书五经为主，也学习诸子百家、史、志、策论和古文章、诗、词、歌、赋等。由县令（知县）和儒学教谕、训导定期作集中讲教，解答疑难、指导学习和考评。”（1989年《尤溪县志》）

尤溪人是尚诗文的，仅县志所载，就有（宋）周谞(xū)著《孟子解义》、《礼记说》，朱松著《韦斋集》十二卷，朱熹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元）郭居敬著《二十四孝诗》、《百香诗集》，（明）杨彩著《考古群玉编》，田顼著《太素集》二卷，赵璧著《玉釜园稿》，（清）邱三捷著《闲吟杂著》，林兰芳著《经世宝鉴》十二卷，蔡谦著《听云轩诗集》，李文朴著《耻艳古诗集》，王尊著《检字搜典》以及历代文人的诗文作品。现、当代学者的著述更是丰富，如陈华棠著《韵律例对》、《海燕居诗词选》、《亲戚称呼》，陈长根著《朱熹诗选365鉴赏》、《朱子行迹传》，黄清奇著《尤溪诗词选注》等。

尤溪民间对学有所成的子弟是予以鼓励的，并视为光宗耀祖的美事。或捐资助学，或奖掖后学，或设学田学租办学，比比皆是。今天，《尤溪朱氏家族现行族规》仍规定：“本族子女中，有考取大、中专学校的，族中按现有小家庭，每户捐献人民币20元作为奖励。”台溪乡《东山蔡氏族谱》劝学云：“学古之人凿壁编蒲、囊萤映雪，勤苦刻励，未知必求其知，未能必求其能。至于学成名立，遂为宇宙不可少之人，而不负祖宗寄托之重。”八字桥乡《洪牌陈氏谱系》训诫子弟要“尊师重道，切实学习，能知能行”。汤川乡《金洋林氏族谱》祖训教导族人：“家不论贫富，子女不论智愚，第一要读书。”“幼年读书，尤须专心一意，务要读得字字分晓，须背诵者，尤要背诵。”“读书要熟，明其义理，则为有成。”“善读书，于人不置疑处，须教有疑问；人已有疑者，却要会其理，出而无疑。”洋中镇梅峰村《萧下萧氏谱志》也将“勤学习”列为家规：“不分男女，皆要学习。尊师重教，充实知识。讲究科学，掌握技艺。幼年求学，尤须勤勉，熟读精思，获益匪浅。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勤学好问，分秒必争。”联合乡岭头村《胡氏祖帙》教导族人“课子女读书，必求名校名师，谆谆善诱，勤诲不倦。其子孙有天资者，家长应不吝钱物，尽力培养，使其成才。”

尤溪崇文重教的传统至今不变，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每年都有大批的学子考上大中专学校。各乡镇都有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现在没有一个家庭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的。为了让子女能进城受更好的教育，许多农村的家长都不惜重金，选择进城买房定居。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足以显见朱熹重教兴文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