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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文化研究》第七期

来自:朱子文化研究会 编辑: 点击:4226 时间:2012-04-18 15:18

 

 

朱子文化研究

                  第七期      

 

 

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                 2010828

 

 

 

 

 

 

《白鹿洞书院揭示》对现代教育的启迪

 

朱高正

 


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是来自洛阳的李渤就在庐山脚下结庐读书,喂养一双温驯而善解人意的白鹿,出入相随,因此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南宋淳熙六年(1175年),朱熹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州事的身份接任南康知军,翌年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亲自题为《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个《揭示》后来南宋理宗皇帝巡幸太学时,亲自书写成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并颁布为太学的教条。自此以后,不仅成为全国书院的教条,也成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朝鲜、越南、日本等国书院的共同教条。

求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

《揭示》开宗明义就列出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段话是摘自《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其原文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也就是五伦,为学的目的,就是如何处理好五种人际关系,也就是“明人伦”就是求学的目的。中国传统的学问与近代西方的学问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

朱熹参考《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之后,在《朱子家训》中表述为“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怎么还在君啊,臣啊?其实,读书贵在抓大放小,“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解释为“当领导的人要体恤下属,仁慈对待下属;当下属的人要善尽职责,忠诚尽其所能”,这有什么不对?把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好,在西方划归在伦理学的范围,而在中国则是一切学问的终极目标。从这个差异中,也许可以揭示,何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广土众民而历史不曾中断的文明大国,而西方世界则分裂成大小不一的数十个中小型国家。因为中国向来重视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

揭示的第二部分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段文字摘自中庸第二十章,乃为学的顺序。人不可不学,学必广博;学不可不问,问必精审;学不可不思,思必谨慎;学不可不辨,辨必分明。学、问、思、辨是格物穷理的工夫,也就是致知,要能由博返约,否则流于记诵博识,那就是玩物丧志。所谓致知在格物,其目的是要明理,以便守约而施博。一切的致知,莫不是为了笃行。致知在先而笃行在后,所谓笃行,就是了然于义理之所当然,而要求自己行之以必然,由此才引出《揭示》第三部分,那就是“行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此为修身之要。就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中的八个条目,其实是以修身这个条目为中心。前面四条,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无不为修身;后面三条,即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身修之后,推以及人,及到家人、国人,乃至天下兆民。

修身之要

修身之要的前半段“言忠信,行笃敬”摘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章,大意是一个人只要谈吐诚恳,言为心声,能取信于人,而举手投足敬谨得宜,自重而人重,如此就算在化外之地而可畅行无阻。反之,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就算在自己的乡里也一样寸步难行。至于下半段“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则分别摘自《易经》第四十一卦(损卦)与第四十二卦(益卦)的《大象传》。损卦的卦意是损过以就中,减损本来不合乎人情之所好,但如能将人的恶德、恶行予以减损,则反而变成好事。因此损卦的《大象传》要求有德君子要“惩忿窒欲”,这就要求戒除忿怒,止息欲望。《揭示》第三部分将修身之要总结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节欲,迁善改过。”《揭示》第四部分为处事之要,摘自董仲舒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按照朱子对理学的理解,一位有德君子身修之后,接着就是如何处事、接物,也就是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事情。这句话将道义与功利的关系讲到极致,其实是发挥孔子“仁者先难而后获”,与孟子义利之辩的思想。立身处事如果不能以道义为先,处处记功谋利,这都是有所为而为,其结果是上下交征利,自然就崇尚智力,而视公理、正义如敝屣,这与禽兽又有何不同?

《揭示》第五、也就是最后部分为接物之要,分别摘自《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其实,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今天也已成为全世界奉行的基本道德法则。康德在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巨著之后,又提出“自有律”概念,主张自由有其内在必然的法则,离开法则规范的自由比脱缰野马还可怕!而他为自由律所下的公式则是:要这么做,以便你行为所依据的准则是可以普遍有效的。总之,自由绝不是自己想干啥就干啥,绝不是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而是有一个内在的要求:我自己对自由意识的运用不互相矛盾。康德的自由律被近代西方哲学界奉为圭臬。其实不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揭示》第五部分的下半段“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整个《白鹿洞揭示》的压轴,最能反映朱子理学思想的精髓。长期以来对理学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老把理学丑化成“吃人的礼教”。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想看,从朱子晚年被诬陷为“伪学”领袖,备受打击,真可说是晚年凄凉。但他去世后不到十年就得到平反,不到四十年他的学说成为显学,自此朱子学藉由《四书章句集注》与《近思录》等典籍的刻印传播,成为新儒学的代言人长达六、七百年。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哲学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之后,必然会出现腐败、逆反等现象。理学在中国执牛耳长达六、七百年,难免很多门外汉混迹其间。他们手握大权,打着理学的旗号,为所欲为,背离了理学的基本精神,令人发指。而揭示的压轴明确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理学有很多崇高的理想,那就是拿来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的。要是拿这些理想来要求别人,那理学真的就会成为“吃人的礼教了。我们立身行事,哪里有不顺遂,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检讨反省,而不是怨天尤人。一个有德的君子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求于人者轻,而所以自任者重。这也是理学为何那么重视“修身”的原因,“修身”就是不断的“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无时无刻要求自己要“惩忿窒欲”,要求自己要“言忠信,行笃敬”。至于所谓推以及人,并非要求别人也要这么做,而是要感化他们,让他们也自觉而自主地这么做,就像濂溪先生所说的“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以上解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这种观点亦不是笔者随性的解释,朱子在亲自为《白鹿洞揭示》所写的《跋》里头,从头到尾就反映出这种观点。朱子指出古圣先贤教人之法都记载在经书里面,有志于学的人就应这对这些经书“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要人经由自学而深深体悟“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只要能知道义理该当如此,就可以要求自己必然循理而动,如此一来,那些“规矩禁防”不就成为多余的了吗?

 

(朱高正,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联邦德国波昂大学哲学博士,朱熹二十六代孙)


 

 

 

复兴中国先进的传统蒙学教育

 

翟玉忠

 


为何清末大学者辜鸿铭能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

为何胡适先生在十一岁时就能读《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样艰深的古籍?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们都曾受过中国传统蒙学教育;高度推崇“中国私塾教授法”的辜鸿铭曾经这样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相对于今天普遍施行的西式小学教授,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先进性,尤其是在人文教育方面。其先进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采用知识集约化的蒙学教材,二是根据一个人十五内部以前“多记性,少悟性”的思维特点,采用机械化记忆方法。

先说知识集约化的蒙学教材。

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素有“三、百、千”之称,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们被遍布全国的私塾用作基本的儿童启蒙读物,使中国伟大的人文精神薪火相传,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私塾被并入小学或主动关门,绝迹为止。

这里,我们以《千字文》为例,考察一下蒙学教材的知识集约化特点。

《千字文》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蒙学教材,为南北朝时梁周兴嗣编纂。据唐人李绰《尚忆故实》所述,梁武帝命令殷铁石在王羲之的书法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以供诸王临摹。当把一千个字拓出以后,梁武帝又觉得“每字片纸,杂乱无序”,遂命令散骑侍郎周兴嗣,将这一千个字编缀成合辙押韵并有意义的文句,周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足见写作程度之难。

儿童学完一篇《千字文》不仅掌握了重要的一千个单字,还学习了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伦理等知识,甚至中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哲学方法也蕴蓄其中。《千字文》开篇即言: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你看,就这么几行字,从宏观的宇宙、日月星辰,到一年四季的转换,再到金玉的重要产地,全包括在内。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优美的古文韵律,读来朗朗上口,将知识性与艺术性近乎完善地统一了起来。

相对于今天的西式小学课本,《千字文》这样的传统蒙学读物有如集成电路,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感等元件压缩为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现代西式小学课本则还是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独立存在,二者简直是两个年代的产物。如果将《千字文》拆成现代西式小学课本,至少包括《语文》、《科学》、《品德》、《历史》几册。

每当笔者看到小学生背着足以压弯脊梁的书包,就想到《千字文》。难道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教育,就要将自己好的东西也一并抛弃吗?

传统的不一定落后,现代的也不一定先进,将现代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不仅是错误的,有时也是灾难性的。

传统蒙学教育第二个先进性体现为它采用机械化记忆方法,强调读熟背诵。

近代以来,这种教学方法被人为地贬低了,特别是鲁讯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编入中学课本后,它甚至成为所谓“封建教育”的坏典型。其中两件事令人难以忘怀:一是鲁迅问“怪哉”一虫的事,老师竟然不作答;二是课堂上大家只是囫囵吞枣地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上九潜龙勿用”之类。

事实上,鲁迅12岁至17岁都在故乡的私塾三味书屋求学,正是这种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培育了鲁迅,使之成为一代文豪,怎么能说这种教育方法不好呢?几年前,笔者曾访问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有幸驻足三味书屋,深深感到鲁迅的文学属于绍兴,属于三味书屋。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曾留学日本,更重要的是深他受自己祖国和故乡文化的熏陶——很难想象,没有三味书屋,会有鲁迅!

明末理学家陆世仪(1611~1672年)在《论小学》中谈到十五岁以前儿童的心理特点时说,十五岁以前“多记性,少悟性”,故一个人一生所当读的书最好在十五岁前熟读,他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十五岁后,知识既开,物欲既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岁前,使之熟读。”

这是符合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的。根据神经外科专家的研究,儿童在九至十二岁之间,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如果学习一种语言,他们只运用大脑的左半球;如果同时学习几种语言,他们就会利用大脑的右半球。显然易见,这一年龄段让儿童对熟记与当时口语相脱离的古代书面语言,是极有利的——或许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所背诵内容的真义,但这些内容已经烂熟于胸,十五岁以后悟性大发,正好成为前进的资粮。古谚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朱熹《训学斋规》也曾说:“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我们可以将十五岁以前儿童的大脑比作电脑内存,这时想多装些东西,内存可以不断升级扩大。而十五岁以后,内存很难升级,再装新东西,电脑运行起来就变得很吃力了。

“填鸭式教学”、“注入式教学”……,今天的全面接受西方教育的专家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反对中国传统蒙学教学方法,但中国人文素质的全面下降,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深深懂得其中的冷暖。胡适先生在十一岁时能够读《资治通鉴》,今天的大学教授有多少人能轻松地阅读《史记》、《汉书》这些文化元典呢?

笔者不反对在教育上学习西方,西方文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以牺牲我们好的或更好的东西为代价。如果学习西方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文化的自我否定,那种学习西方的方式最终不过是买椟还珠式的愚蠢行为。

今天,痛定思痛,我们亟需复兴传统蒙学教育——不是因为它传统,而是因为它先进!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


 

 

《弟子规》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与意义

 

陈扬朝

 


一、人类危机频发与失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必然联系

近年来,人类正在遭受社会、生态和心灵三大危机的折磨与威胁,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不去认真研究产生这三大危机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正确方法反而火上浇油,促使危机频频发生。

当前,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是社会危机,首先表现在战争接连不断,20世界至今,世界就没有断过战争。先是两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和局部战争,而后又是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其次是金融危机连连发生,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发生了,但是再过些年,还会发生新的经济危机。再次是社会弊病丛生。以美国为例,它的财富在全球数第一,物质享受在世界居首位,但是有很多致命伤:在国内,暴力事件不断,吸毒自杀,离婚率居高不下,在国外,欺负弱小国家和民族,到处树敌,尽管高投入和高科技进行反恐战争,但是越反越恐,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也频频发生,各有一本难念得经,还有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等。

    生态危机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生态危机包括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沙漠化不断扩大,特别是这一两年,大家都耳濡目染,由风、火、冰、雪、地震及洪水灾害连绵不断等等。心灵危机,主要是伦理道德,人心里越来越坏,人们价值观,都是名闻利养。以权谋私,只要能赚到钱,不管是否合道。就饮食来说:现在养的肉食动物都是添加各种化学剂,一只鸡就十几天就可以吃。卖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买粮食的不吃自己种的粮食,为什么?他们知道里面有化学添加剂,吃了会伤身体。那为什么还要卖出去?为了赚钱。当然,这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问题,天下乌鸦一般黑,人心变坏是世界性的问题,只是害人方法与手段不同罢了。

所有这些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受其害,现在问题是:这三大危机不仅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文化上,殊不知,正是西方文化的基因及核心价值观,导致了世界三大危机的发生。

西方文化的基因是以物为本,以斗为贵,其核心价值观是竞争→斗争→战争→毁灭。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西方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曾起过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他的致命弱点是重视物质发展,忽视对人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重视享受,轻视节俭。他奉行的原则是竞争,竞争不过就斗争,斗争不过就战争,直至毁灭。

1988年,七十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聚集在法国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会议的宣言指出:要先拯救21世纪人类必须回到2500年前吸取孔孟教育,只有孔孟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救中国,能就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其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友爱—互爱—大同。中国的儒学以仁爱为本,释(佛)学以慈悲为本,道学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宗旨是克服人的自私自利。当今人类面临的巨大危机来源于人的自私自利。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承载西方的科技,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相拥抱时,社会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5000年古圣先贤共同智慧的结晶。经过悠久历史考验,而留下的宝贵经验。而成为人类生存的真理和自然规律。人与人相处的规律,人与自然相处的规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何谓道?超越时空的大自然运行法则,此之谓道。中国的道就在人与人相处的学问当中,不论贫富贵贱都会自然产生五种关系:父子――父慈子孝;君臣――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夫妇――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夫妻能各尽本分;兄弟――长幼有序,兄弟姐妹和睦友爱;朋友――人与人间交往,守信用,讲道义。这是人伦大道。人一生都离不开这五种关系,我们要明白,顺此五伦之道是做人的根基。当五伦能够正常,都能遵循自然的法则,那这五伦就没有冲突,就能和睦相处。如果违背了五伦的自然关系,人就难以立身处世,家庭不和,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国家失去了安定兴盛的人道根本。何谓德?教导人类如何顺从大自然的法则,不违越地做人,此之谓德。五伦关系是道,当我们顺从父子关系,不逾越地去尽自己父之职、去尽自己子之分,这就是德。

 

三、《弟子规》是家庭伦理德道教育的好教材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教育,把庭家教育看成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开始,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重视伦理道德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合理性,那是因为人从一出生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学会如何处理好这些基本伦理关系。因此,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的确,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形成了谦恭敬有礼、严谨诚信的待人接物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格。走上社会之后才知道,如何与朋友、同事乃至与生人和谐交往。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视从家庭(族)开始就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此流传下来很多家规、家训(如《朱子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清朝李毓秀根据古圣先贤的教导编写而成的《弟子规》,正是中国传统家规精髓的体现。依清代学者看,如果用一把平衡称来称量的话,四书五经和《弟子规》的份量是同等的。只要是人人都把《弟子规》做到了,就是学到了传统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根本了。从形式上看,《弟子规》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大道至简”的特征。从内容上看,《弟子规》虽然只有1080个字,360句,但却把一个人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处事、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等等的态度和礼仪,概括得淋漓尽致。

从《弟子规》所蕴涵的教育规律上看,它特别强调道德教育先后次序问题。它是由《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和朱熹语录编纂而成,今天读来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和古代的社会环境不能同日而语,《弟子规》即是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中华民族能维系几千年,无疑是其传统文化教育产生的巨大力量。古人早在《礼记》中就有精辟的见解:“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惜的是,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亟需我们恢复挽救。因为,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确实是维系社会安定、和平的强大力量,是国家繁荣兴盛的基础。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智慧、真理是永恒的,历久弥新。

在物质丰富、科技发展的现实环境下,很多人在精神上已没有依托,往往在纷繁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原则,而在《弟子规》中所提到的做人的总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教诲,以此成为做人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工作和学习时,就能加深自己的修养,和谐与同事、领导、亲人、朋友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和谐整体社会成员的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弟子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材,我们要从中领悟其精华,发扬中华美德,做一个完善的知礼仪、知廉耻、知谦虚、知恭敬、知忠厚的人。这样,在我们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中,才能体现其价值。


 

 

 

 

尤溪古建筑故事连载:

 

公馆峡里的卢兴邦背影

 

郑国钦

 

 


公馆峡大厝,亦称卢公馆,位于县城西南面二十公里的双鲤村,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卢兴邦成为闽北大军阀后建造的。

卢公馆距卢兴邦的朱源里祖厝只有十多公里。卢公馆是个庞大的建筑群,主要有四座宅院,分别叫同仁堂、安仁堂、崇仁堂、敦仁堂。此外,卢兴邦在双鲤还盖有军营、炮楼、武器库、办公楼、小学校、见龙桥、文昌阁等配套建筑。八十年过去,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见龙桥和卢公馆中的主要建筑敦仁堂。卢兴邦为什么不在祖居地朱源里而选中离县城更远的双鲤村大兴土木?原来,卢兴邦还笃信“风水”。他相信风水先生的眼光,卢公馆再没有比建在双鲤更好的了,环绕的山势如五牛竞奔,脚下清澈的溪流中有两块巨石如欲跃龙门的双鲤,这一切寓示着将来可以飞黄腾达。如今在敦仁堂正面高墙中间的铁皮大门两旁,仍可以看到镌刻的这样一幅对联:金龙形结五牛相,玉带飘扬双鲤朝。联中的“五牛”即指周围壮如健牛的山,“玉带”即指房前弧形河道玉带溪,卢兴邦嫌原来的河道太直留不住财气,便劳师动众让溪水改了道。“双鲤”即溪中两块形似鲤鱼的青石。他让人在“水尾”架起见龙桥以拦住风水,他让人将门前河道挖深成潭以祈财宝注入“宝库”;他用大量人工挑土填掉屋后的“破头峡”,筑起一座人造山以守住风水;他强行让房前道路变了线,以防路人踏破他家的“前程”。

卢公馆(敦仁堂)坐北朝南,占地3150平方米,建筑面积2194平方米。其主体建筑平淡无奇,为三进式单檐歇山顶土木砖石结构。我们穿过很矮小的下堂和中堂,登上五级丹墀来到正堂,没有一点轩昂壮丽的感觉,但我们回身一望,看到下堂左右两侧各矗立着一座三层木结构楼时,不由得赞叹建造者的匠心独具。它们远远高出中轴主体建筑,挺立于前头,像牛的两角;对称而立,又形同姐妹,所以当地人叫它“姐妹楼”。“姐妹楼”简直就是祥云缭绕的神仙楼阁,它一下子扫荡了卢公馆的沉沉暮气,你不由得为它们的典雅秀美宁静怡然所陶醉。姐妹楼为卢家小姐诗书女工之用房,其整体造型大方中透着秀气,局部构造则秀美中含着典雅。每间居室的窗棂都有雕刻精细的窗花,其“人物”“飞禽”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吉祥如意、福寿富贵、龙凤呈祥。其刀法老到,令行家赞叹不已。由“姐妹楼”不难想见卢兴邦是很爱他的三个女儿的。据说卢兴邦在姐妹楼上还专门腾出两间给已经出嫁的大女儿卢世珠出入。敦仁堂于1926年动工,1930年竣工,三百多杰出的工匠整整盖了四年,而192817岁的卢世珠出嫁时,豪华的敦仁堂尚未建好。卢世珠只能从同仁堂出嫁,不过那隆重热闹的仪礼和丰厚华贵的嫁妆弥补了缺憾。卢世珠出嫁之日,送亲队伍300多人,从双鲤村出发,由乐队开路,武装卫队护绕,嫁妆由送亲队尾随,在乡村古道上排成长蛇阵迤逦而行,路经七口乡,穿过尤溪县城,直至男方所在地双梅镇,全程30公里,一路上吹吹打打,礼炮声声,蔚为大观。这一天,双梅镇财主肖子煌喜洋洋笑不拢嘴,成了卢师长的亲家,风光无限;他的儿子肖连芳满面春风,成了卢师长的乘龙快婿,前程无量。然而,肖子煌父子不会想到,卢兴邦这一天比他俩更得意,嫁女双梅镇可是他精心策划的“政治杰作”。原来,11年前,当势力壮大的匪帮卢兴邦部向富有的双梅镇人派粮派款时,双梅人以为有富第大宅依托,人多势众又有自卫火铳,紧靠城关还有北洋政府军驻兵的接应保护,完全可以与卢兴邦抗衡,因此拒不交粮交款。并放风说,卢匪敢来一个消灭一个,敢来两个打死一双。卢兴邦闻知恼羞成怒,便派五营兵马600多人,于1917年农历十二月初九凌晨开始包抄双梅,见人即杀,遇屋即烧。在这场浩劫中,双梅被杀的男女老少200多人,逃跑中溺毙于河的100多人,房子被烧65座,数百人流离失所。“五营兵马抄双梅”后,天怨人怒,深受遣责的卢兴邦为挽回被动局面,推出了替罪羊肖光长。部下肖光长汇报“战绩”时称自已一人烧掉房子20多座,杀死村民60多人,卢兴邦立即沉下脸拍起桌子大骂:“你们这些人无法无天,不听指挥,妄自烧杀,败坏我的名声,葬送我的事业,人杀光,厝烧光,叫我去哪里派款,像你这样太凶恶了,必须从重惩处,立即枪决.。”卢兴邦这一招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但难以消除双梅人心头的仇恨和苦痛。当卢世珠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卢兴邦便想到以“和亲”来消弥仇怨。肖子煌是双梅镇最有声望的富户,跟他结成秦晋之交,进而减免他的税款,这样既有益于消除双梅人的怨恨,又可在双梅设下一个联络点,可谓一箭双雕。他决意降格嫁女,便请人穿针引线。肖子煌也顺水推舟,欣然入彀。从此,卢肖两家成了亲家翁侄关系,卢兴邦也就达到了笼络人心的目的。

穿行于卢公馆,你或许会有疑问,这里的房间、走廊、乃至天井、厅堂、过水亭,所有空间都显得狭小逼仄,那么卢兴邦的五十寿筵如何铺排得开呢?卢氏公馆厚重的铁皮大门前,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坪地,用打磨平整的条石铺就,据说平时可用以练兵,偶尔也用以摆设露天酒席。

1929年农历九月十三,卢兴邦年届49周岁,家人和部属按旧习俗为他举办了五十大寿活动。卢兴邦先在双鲤老家卢公馆里,接受儿孙亲族的祝贺,大宴部众宾朋和邻里乡亲,接着在县城宴请那些敬献了厚礼的绅士富人。而在师司令部所在地南平更是排场显赫,城门悬挂祝寿红灯,城楼上彩旗飘扬,主街道两侧张灯结彩,十步一兵保卫安全。筵席摆在寿堂外戏台前,贺客可边喝酒边看戏。寿筵则连摆五天,每天200桌。

可以说,卢兴邦五十寿庆是卢部鼎盛时期的“气象”。他的寿庆居然“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邵力子、周佛海、陈布雷、包惠僧给卢兴邦送来了四幅寿匾,陈绍宽、陈季良等写了贺诗,何应钦赠送了寿联,最让卢兴邦“受宠若惊”的是蒋介石特地从南京派员到南平祝寿,送来一幅题有“合庆百年”字样的寿匾。

放在中国现代历史大背景上看,卢兴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而蒋介石在1929年却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政坛第一号人物,他何以获得蒋介石的抬举呢?在民国时代,动荡黑暗的时局滋生了大大小小的匪帮和割地称王的军阀,他们像舞台上的客串的丑角转眼之间就下场了,然而卢兴邦势力在福建的兴衰过程长达三十来年,一直到解放为止,而卢兴邦本人也得以寿终正寝,这里确有玄机。

也许可以说,卢兴邦的土匪武装不仅没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一是因为卢兴邦其人没有根基却懂世道,他敢于拉起队伍对抗当地的北洋军队,是因为他看准了在乱世里,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有异军突起的可能;二是因为他具备乱世称雄的强硬性格,做事果敢坚决,对于仇人他杀之而不眨眼,对于抗拒他派款抓丁的,他放火烧房毫不手软,对于手下心存异志的他必加铲除而不犹豫。三是因为卢兴邦其人不善用枪却善用人,他聘用军师,并让十个骨干改名以“兴”字为辈分,以古老的杀鸡歃血立誓的方式结为“十兴同盟”,变乌合之众为异姓兄弟,使队伍有一个坚强的骨干核心来左右;四是因为卢兴邦其人不识文墨但有眼光,他顺应了拥戴共和的时代潮流,主动追随孙中山,秘密派人赴粤联系,把自己的队伍纳入国民党军队体系中去,这是卢部崛起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卢部在民族存亡之际毅然投身于抗日战场的烽火中,则是“涅槃更生”的悲壮写照。

对于很早就投靠国民党并追随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抗争的卢兴邦,蒋介石自然要笼络的,封官晋级乃至生日题匾,都是蒋介石笼络人心、驾驭部属的手段。

蒋介石之所以给卢兴邦以很高的礼遇,在卢兴邦五十岁生日时送匾捧场,还因为当时闽赣交界地区是共产党活跃的地方,他要倚重卢部在闽西北牵制红军。1930年月12月,蒋介石就被委任卢兴邦为“闽西剿共前敌指挥”,驱赴前线与红军作战。

卢兴邦虽受“闽西剿共前敌指挥”之职,但他并不亲自出阵,他把部队交由卢兴荣率领,自己则郁郁寡欢地蜷缩于尤溪双鲤的卢公馆里。因为几个月前,卢兴邦为加大夺取省府权利的筹码,绑架了省政府六委,引发了卢部与省防五十六师刘和鼎部的战争,战败求和后,卢部的师级建制一度被撤销,卢兴邦由师长降为省防第三旅旅长兼闽西剿共前敌指挥,统治的地盘由闽北二十二个县遽减为四个县。1930年年底,蒋介石出于利用卢部反共的需要,恢复了卢部新编第二师的番号。时隔不久,又改编为陆军第五十二师,卢兴邦仍为师长,卢兴荣为副师长。1933年,卢部听命于蒋介石帮助攻打闹独立的十九路军,为此卢兴邦升任为“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驻南昌行辕参议”,卢兴荣则升任五十二师长。但遭受过几番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挫折,卢兴邦那颗炽烈的权欲之心收敛了,他只想着退隐老家,在卢公馆里修身养性,卢部的军务政务全交给卢兴荣打理。

然而,卢公馆也不能让卢兴邦心气平和,养子卢胜斌在双鲤的恶劣行径差点让他气疯。卢胜斌曾担任卢部三0九团团长,19337月在与红军交战中当了俘虏,冒充军医伪装重病被释放。逃回老家双鲤后,成了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学校长。失望之余,他开始酗酒买醉。薪水不足以挥霍,又慑于卢兴邦威严而不敢向家里伸手,便在社会上敲诈勒索,后发展到持枪抢劫伤人。卢兴邦从老婆那里知道后,怒不可遏,迅速派人让很少回卢公馆的卢胜斌赴“家宴”,等卢胜斌在餐厅里吃饱喝足,卢兴邦带着卫兵进来,喝令部下将卢胜斌关押了起来。卢兴邦告诫家人,枪决卢胜斌,不准一人劝阻和哭丧。在一个深夜里,卢兴邦将卢胜斌五花大绑,外加草席围捆,让士兵抬到双鲤村的一个山坳里处决了。蒋介石得知后嘉勉他大义灭亲,特送来了“天下为公”的匾额。

卢兴邦长时间闲居卢公馆,但不顺心的事还是不时掠过心头,而卢部在1937年的上海抗日战场上几近殒灭,则让卢兴邦痛苦万分,以至积郁成病。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卢部准备奔赴上海战场,卢兴邦对前来双鲤卢公馆汇报的军官说:“日本人,我嫖他三代。告诉卢师长(指卢兴荣),把日本人的屎给打出来,五十二师不要给尤溪人丢脸!”然而,上海淞沪会战异常惨烈。卢部五十二师4700多人投入上海战场,与日寇激战三个多月,除了负伤送回后方医治400多人外,共牺牲官兵4300多人。战后,卢兴荣曾到卢公馆里向卢兴邦含泪述说战况。

淞沪会战,日本先后投入进攻部队约30万,伤亡4万多;中国军队投入大约50个师70万人,伤亡20万以上。淞沪会战最后以日军占领上海宣告结束。淞沪会战中,日寇之凶悍,中国军人之勇敢,牺牲之壮烈,可谓惊心动魄!

回忆战事,炮火中血肉横飞的场面历历在目,卢兴荣痛述到最后,泣不成声,而卢兴邦面色如铁,咬牙切齿,坚忍着不让眼角的泪水落下。

此后几年,郁郁寡欢的卢兴邦在卢公馆深居简出。咳嗽,不停地咳嗽,咳嗽声撞击着卢公馆的客厅门洞卧室穿堂,卢兴邦的咳嗽声像枪炮声一样让卢家上下惶恐不安。医官调治,道士画符,也止不了他支气管炎的反复发作。后来一场感冒又引发了肺炎,咳嗽不止,经常发烧。

卢兴邦病情不断恶化。就在这时,卢公馆收到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电报,卧病在床的卢兴邦听到后,大概是想到九泉之下战死于淞沪会战的卢部4300多官兵,想到八年抗战中中国军人付出的牺牲,悲喜交集,终于嘶声而哭,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得到宽慰后反而嚎啕一样,他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平静后,他支撑起病入膏肓的身体,用虚弱的口气,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倭寇亡在我前面,我死也甘心了!

两个多月后,1945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卢氏公馆被哭声淹没了,卢兴邦在66岁上病逝。国民党中央和福建省军政要员纷纷发来唁电。卢兴邦被安葬于梅仙源湖狮形山,墓前立着蒋中正题碑:陆军中将卢兴邦之墓。

 

(选自《印象尤溪》之《卢家大院》,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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