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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文化研究》第十期

来自:朱子文化研究会 编辑: 点击:3422 时间:2012-04-18 15:50

 

朱子文化研究

 

        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            2011121

 

 

 

 

《论语》的传播与朱熹的历史贡献

 

陈 长 根

 


以“北孔南朱”为代表的儒学,被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那是无可厚非的,几千年来已充分展示出它的骄人魅力。而孔子的《论语》篇幅虽不大,则是古今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了解孔子的必不可少的作品。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它在历史上地位有多高。《论语》不仅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且很早就传到海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社会上通常把儒学作为我国的“国学”,甚至有学者建议把《论语》作为我国的“圣经”,时习之,推广之。本文试图从《论语》的历史地位、影响和朱熹的历史性贡献方面进行探索,供大家参考。

一、《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谈论《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势必要谈到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屡屡不得志,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他毕竟以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学问渊博知名于世,受到人们的称颂。人们说他是上天用来启发下民的“木铎”① ,多能的“圣者”。他的学生颜渊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赞美孔子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至战国时,孔子创立的儒学成为世之“显学”,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也对孔子颂扬有加。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被推到先秦诸子之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立“世家”,将他抬到诸侯的地位,称他为“至圣”②。有的儒者称孔子为“素王”③,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朱熹首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并终身以孔子行为为表率。直至明清时代,以朱熹诠释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为他建庙祭祀,赐给他后裔爵位和特权,并给孔子本人累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头衔,清康熙皇帝还亲为文庙赐“万世师表”匾等,似乎孔子的名字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代名词。虽然历代儒者都对《论语》加以某种改造,与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有了些差距,但像孔子思想中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内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长期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孔子虽然博学多识,但却“述而不作”,除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外,自己并没有写出什么系统阐述思想的论著。而《论语》作为弟子后学整理的材料,却在这方面起到了弥补的作用。《论语》的内容,涉及到孔子思想中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还记载了他一些生活习惯和细节。可以说,《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也就是《论语》后来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二、“四书”的推出与朱熹的贡献

所谓“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元、明、清近六百年间,“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而《论语》作为“四书”之首,也自然成为士子们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可以说是家读户诵。它在当时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了。但“四书”的推出,是和朱熹的推崇分不开的。西汉时,立《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书于学宫,称为“五经”,它们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的古代文献。《论语》在此时尚未取得与上述“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当时学人往往把《论语》等同于《孟子》、《墨子》一样的材料来看,作为诸子的一种书籍,把它当作辅读经书的“传”、“记”。但到东汉,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论语》已开始进入经书的行列,与《孝经》一同被加“五经”之上,称为“七经”。唐代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九经”,其中又根据经文字数的多寡,分为大、中、小三等。在“九经”以外,要求所有人都得研读《论语》、《孝经》,称作“兼经”。唐代学制中规定:大经和中经为分科必修,小经为选修科目,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科目。科举中有“明经”一科,无论主考何经,《论语》《孝经》皆为共同必试,但到清代末时又出现“明经” ④考试的做法。唐文宗开成年间,在“九经”之外,又加上《论语》、《孝经》、《尔雅》三部书,诏刻“十二经”,立于国学。宋人又将《孟子》列入经书行列,于是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十三经”。

在宋代,以程(程颐、程颢)朱(熹)理学为主要代表的宋学兴起并盛行,将儒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宋学的特点是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发挥,因此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比较集中的《论语》、《孟子》等几本书,尤其受到宋代学者的重视,地位开始超出内容繁琐难懂的旧“五经”。河南洛阳著名理学家程颐非常推崇《论语》,他评价《论语》“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即治,则六经可并不治而明矣。”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从《礼记》中抽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其中《论语》列于“四书”之首,至此,“四书”之名方始成立。

朱熹进一步发挥程颐的论点,说:“四子(即《四书》),六经之阶梯。”主张按由易到难的程序,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朱熹指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而“五经”则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就理解孔孟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来说,当然是前者更为重要。因此他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只可《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熹又打比方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⑤从这个比喻来理解,熟饭可以当时就吃,易于消化;打禾为饭却要经过多道工序,急噪不得。因为《论语》、《孝经》两部书,篇幅较短,相对于深奥的“五经”来说也更加浅显易懂,学子们大致识字后,便读《论语》、《孝经》,为以后学习“五经”打基础。“五经”难度大,一般人毕生只能读通一经,能通两经以上的很少见。而《论语》则是读书人必读之书,无论是否通经、通几经,必先通《论语》。朱熹把《论语》奉为经典中的经典,进而把《大学》看成是“为学的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他说“先读《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⑥故而,朱熹才有此一说。朱熹为写作《四书集注》,倾注了毕生精力,以其中《论语集注》而言,前后写作历时四十余年,反复地修改删订,促使《论语集注》日益精密。从中也可看出他对《论语》这部书的极端重视。最后,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圭臬:一,《大学》——政治纲领。二、《中庸》——哲学核心。三,《论语》——基本原理。四、《孟子》——思想体系,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综上所述,《论语》的传播和朱熹的历史性贡献是分不开的,没有朱熹就没有《四书》,也就没有后来的所谓“官学”。经过朱熹平生不断的讲学传道以及和各学派间的争鸣论战,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理学)名声大作,逐步被封建王朝所重视,列为儒家正宗而上升为官学。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开始,朝廷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时年朱熹第三子朱在为工部侍郎,他在入对时对皇帝阐述“为人主学之要”时,理宗皇帝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祥,朕读之不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⑦绍定三年改封朱熹为徽国公,淳元年(1241 年)诏祀孔庙。咸淳元年(1265年)赐婺源祖地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南北对应,此后素有“北孔南朱”之誉。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顺帝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赋予朱熹崇高的享誉。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钦定“四书”、“五经”为科举必读之书,诏从朱氏传注。明景泰皇帝钦颁朱熹“素王”像,享受与孔子一样的恩荣。从此,朱熹的学说(闽学)正式成为官学,影响我国封建社会近700年时间。根据朱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清康熙皇帝的颂词比较确切地总结了朱熹一生的历史功绩:“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为“十哲之次”,配享孔子。汉代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先贤儒者,能享受到如此礼遇的,朱熹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注释】

①参见《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词海注》木铎: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的木舍的铃。顾炎武《日知录》卷五:“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也用以比喻宣扬教化的人。

②参见《传世藏书》之《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③参见《论语赏析评释》文(华艺出版社)

④参见《中华历史通鉴教育史卷》之《科举制度》。从元代开始至清中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占有新儒学的统治地位和权威儒学教材之后,科举考试的文体采用策论,而废除明经、诗赋、贴经、墨义等试士之法,但此规定到清末科举考试中还有发现,尤溪境内有现存大量清末科举捷报为凭。

⑤参见《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卷第二十五。

⑥参见《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卷一四。

⑦参见《紫阳朱氏建安谱文公行状》和拙著《朱子行迹传》。

(作者系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承“洛”启“闽”——道南学派思想发展轨迹浅析

 

林 燕 琼

 


北宋初期,自胡瑗、孙复、石介推动儒学后,至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和程颐相继发展推动儒学。及至南宋,二程(程颐、程颢)弟子遍及天下,广为传播二程(程颐、程颢)学说,其中主要分为两线:一线是从谢上蔡传胡安国、胡五峰,这学派一度繁衍甚众,故被称为“湖湘学派”;另一线是从杨时传罗从彦、李侗,四传朱熹,称为“道南学派”。又由于朱子体系庞大,自成一家,弟子遍天下,故别开“闽学”。因此,道南一脉的代表人物,一般指杨时、罗从彦和李侗。朱子的身份特殊,他继承道南学脉而开创闽学。从理学史的角度来界定,道南学脉是上承洛学,下启闽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理学南传的“媒介”

二程(程颐、程颢)一传弟子杨时(公元1051年—公元1135年)世称龟山先生,南剑将乐人,活动范围多在东南闽地(今福建省),后人称此一期学术为“倡道东南”。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杨时29岁被授为徐州司法。他“闻河南明道与弟伊川,将孔孟绝学于河洛,往颍昌,以师礼从学焉”。于是,杨时在赴徐州司法任时,绕道颍道(今河南许昌)首次以师礼见程颢。程颢弟子盈门,杨时是少数特别被器重者之一。杨时离开颍昌时,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在他身上寄托了“传道东南”的希望。后来又寄书问学。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程颢卒。杨时于北宋元八年(公元1093年),赴浏阳知县任时,不辞劳苦,又一次绕道洛阳,通过了游酢荐引,转师程颐,遂有“程门立雪”之佳话。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他寄书与程颐讨论《西铭》,现《二程集》中有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及其他书信共三篇。

罗从彦(公元1072年—公元1135年),字仲素,学者称豫章先生,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出生于剑浦(今福建南平)罗源里。他笃志好学,以传授“圣人之道“为己任,著述颇丰,是理学发展的重要过渡人物。

罗从彦毕生致力实践及传扬理学,并从事于理学研究。罗从彦生于洛学被禁止传播的时代,直到晚年环境才比较宽松,所以他没有张扬他的“性”、“理”、“气”思想,而是基本上承袭了二程和杨时的学说,他注重理学的具体运用,所以在修养论方面,“静中体验未发”和“至诚”感应等思想很有特色,在伦理思想方面,他“仁体义用”及“立身”的思想比杨时的更加明确。

李侗(公元1093年—公元1163),字愿中,延平人(今福建省南平市),学者尊之为延平先生,年七十一岁卒。李侗一生以静养讲学为主,并无著述。故要研究李侗的思想,惟有参考朱熹所编纂《延平答问》和《豫章文集》。有关罗从彦与李侗的授学过程,可参考《初见罗豫章先生》。

二、关于杨时、罗从彦 、李侗在开启朱学方面所起作用

二程(程颐、程颢)逝世后,杨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传播洛学的责任。他一方面利用自己学者兼学官的便利条件,辗转东南,兴教立学,积极传播二程洛学;另一方面又著书立说,阐发二程的思想学说。北宋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公元1114—公元1124年),他曾在毗陵(今江苏无锡、常州、镇江一带地区)东林书院(今无锡)讲学,宣扬洛学。后又搜集二程平时讲学问答,编发《二程粹言》。杨时在《与游定夫》中说“先生(程颐)语录,传之浸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者,其欲收聚,删去重复与可疑者”,并要游酢也“广为寻访”,“异时更相校对,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以传后学”。他在整理《伊川易传》上亦有功于洛学。程颐著《易学》,未及成书而得疾,临终授门人张绎,张绎卒,书稿散亡,后谢良佐得残稿,“错乱重复,几不可读”,杨时用了一年多时间校正,而有今传之《周易程氏传》。后来,朱熹著《周易本义》一书,吸收《伊川易传》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挥了程颐的观点。杨时在程门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同为四大高足,后人颂扬杨时“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其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豫章)、李(延平)、考亭(朱熹)之绪者”。可见,杨时在传播二程理学、开启朱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时的学师过程,先后受学于程颢、程颐。杨时从学于程颢三年,其中多次亲承程颢游学,及迟归后亦尝有书信往返。由于杨时资禀甚高,故深受明道喜爱,程颢“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并曾赞杨时聪明,“是学得灵利高才”,能举一反三”。同门好友吕与叔亦谓:“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

杨时一生致力于传扬洛学,至于仕途,数十年虽仅当州县小官,亦安之若素。其志在“明善诚身”,以个人成德为本位。关于此点,杨时曾自述其养气之道云:“昔尝燕休其中而以养浩,名其所居之堂,属予为记,予尝论养气之道,以谓体心气神人之所同也。气体之充也,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固然矣。”

杨时好友胡安国为杨时所撰墓志铭曰:“公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闳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气,与之游者,虽群居终日,嗒然不语,饮人以和而鄙薄之态白不形也。推本盂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有欲知方者为指其攸趣,无所隐也。”杨时年青时,潜心儒、道经史,努力讲学及注解儒、道二家经典:拜师二程后,致力宏扬儒门天人之学;晚年思想略有变化,倾向融合儒、佛、道之学说。

张伯行在《杨龟山先生全集序》中指出,在二程弟子中,杨时的性格、气质在众弟子中比较纯粹,性格冲和恬旷,如坐春风,而且对道的信实最笃诚,所以能有足够的气魄继承二程所传的洛学,开出道南一脉,而下开闽学。对于杨时的学养,胡安国亦谓“先生钟两间正气萃五百精英,涵养纯正,学贯天人,沉潜至理”;此外,据李熙所撰之《文靖龟山杨先生文集》序云,龟山的伟大在传道,继承二程之道,亦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所传之道。

有关杨时的教学方针,直接受二程影响。杨时自往见明道后,除了继承明道的天人之学,亦继承了明道与伊川的经世之学。以后,杨时对自己和学生的人格培养,较重视全方位的人格塑造,对道学、经济、文章、气节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关注,这从他一生的行事记述可知悉。

杨时的学说与他的一生行事息息相关。他年轻时已有求道之志,至遇上程颢,获教授天道性命之理,实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亦由此确定、巩固了生命的方向,解决了存在的困惑。至跟从程颐,则进一步为程颢的观点及自己的理念作下脚注。

罗从彦上承二程、杨时,下启李侗、朱熹,是道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位重要思想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说,“罗从彦是道南学派的杠鼎人物”。

当今也有很多学者对罗从彦思想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关于对罗从彦的思想研究,相关的专著有何乃川先生的《闽学困知录》中的章节,论述了罗从彦与道统论,他宣扬道统、排斥异端。该书还介绍了罗从彦哲理诗。刘京菊先生在《道南学派思想研究》中“独得杨门之传罗从彦”,介绍其生平活动,冶乱在朝廷的政治思想,那就是以正冶国,存心至公;清心知人,贤才为用;君明臣忠;名为邦本;效法三代;王道教化民。还介绍了他肩道统薪的哲学思想就是倡明儒道,以辩佛老;静坐体验未发;注重儒家人伦观念。徐远和在《洛学源流》中“洛学的闽学化”一章有关于罗从彦的一节,讲到罗从彦的生平、著作、认为“从理学的思想来看,他并没有完全继承洛学,而是偏重于伦理道理学说方面”其思想以主敬为宗,重视道德化强调扶植封建纲常,并且明确表明罗从彦“在理论上并无多大建树,合理,他‘肩承先启后之任’,在二程洛学与朱熹闽学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罗从彦的求学过程,除求道之心外,根据《豫章文集》序记载,还有“先生初受学于龟山之门,闻龟山讲乾九四爻义,曰,伊川说得甚善,即鬻田裹粮,适洛中求教于伊川,竟不外龟山之说,既而南归,益肆力于圣贤之学,晚就特种授博罗县主簿,居罗浮山中静坐三年,以观天地万物之理,超然白得,而不滞于言语文字之末。龟山之门从游者众,弟子千余人,能求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先生一人而已。”

由这段记载可知,罗从彦立志于道而不惜放弃一切,步步扣紧心性工夫,实践圣贤之学。

在社会和国家治理领域,罗从彦有很多卓越的见解,他继承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出了“王”“霸”结合,爱国爱民的思想等,在人才观上积极务实,主张识人要以“德器为先”,要有长久培养人才的观念,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坚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用人观念。在国家管理体制方面,他注重法制、分工、等级和激励机制的公平。

罗从彦的尊圣排异思想对李侗和朱熹也有明显的影响。自从周(周敦颐)、程(程颐、程颢)开始,接续孔孟的圣学,罗从彦作为二程(程颐、程颢)的再传弟子,当然也是以维护圣道为己任,教授的弟子也是当然要尊儒家为正统,对其他各派学说予以批判。罗从彦在勉励李侗的诗中,第一首就是“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或他歧,死灰搞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从此以后,李侗便很自觉的把握儒道之间的界限,罗从彦一向认为佛氏的条理不是人伦之美, 李侗更明了了二者的区别,他说禅学只讲求“绝念”,没有关于事物的条理。李侗在与朋友相处时,如果发现以释氏之语“相淘”者,则骂他这是欺骗,全没有儒家的味道,朱熹也是在二十四岁,“无所不学”,“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矣”。

在李侗启发下,朱熹“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够漏百出”李侗曾经为了捍卫师说,不仅非议佛学,而且把不同的师说的都予以否定。朱熹说“《正蒙》、《知言》之类,学者更须被他泊没,李先生极不要人传写文字及看此等。旧尝《正蒙》李先生甚不许,然李于是短于辩论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朱熹从李侗“少博学详说‘工夫’、“短于辩论邪正”的缺点吸收教训,对“异论”并不完全采取非礼勿视的态度,不仅不被泪没,而且兼收并蓄,加以修正纳入自己的系统。

在政治思想方面,尽管李侗在这一方面对朱熹没有突出教育,但罗从彦重视国家的法度,朱熹则是更进了一步,提出了法制方面的改革,他认为虽然虽然是圣人所立的制度,也会有弊端,他说“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罗从彦认为“德威不可偏”仁义要兼施,朱熹则认为德礼和行政要统一,“有德礼,则刑政在其中,”两者“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分别也。”从彦论及王霸关系,主张实行王道,朱熹则具体指出“专用刑政,只是霸者事。“也主张实行王道,反对霸者事业。从彦在重礼人才以及识人,用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朱熹在这一方面论述得更为完善,而且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用人及培养人的制度。

关于李侗的思想,可根据现存文献《延平答问》的内容,知悉延平的个人修养与及其对朱子的教导。综合地说,延平的体用方法有二:一是未发之中体验圣人气象,二是以格物致知融释至脱然贯通。从延平的学习过程看,他较注意个人成德之教、变化气质。延平以静养为主,在书信中亦有谓“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自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也。”就其个人的体验所得,“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观未发之中作何气象。在格物方面,延平注重“融释”,“融释”即是对一事或一物清楚了解,融通释别。朱子谓:“旧见李先生说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便理会一件,融释二字,下得极好,此亦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脱然有贯通处,此亦是他真曾经历来,便说得如此分明。”李侗说“融释”一词,正是他的体验,对“格得多后,自脱然有贯通处”的体证。

朱子谓延平“啐面盎背”、“充养得极好”,不善于言语表达,是平日对延平的观察所得。至于论述方面,主要心性论与工夫论,甚少谈及大道论。不过,同溯《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求学方向,“刚毅、本纳,近仁”的质朴道德观,李侗坚持以个人成德修养为学习目标,正是先秦儒学的本义。

从儒学的基本课题“内圣外王”看,“内圣”是“天人合一”,“外王”是“经世致用”;可以说,李侗的思想比较注重内圣,甚少谈论外王。这可能与其个人遭遇有关,也是儒者抱持“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平和态度。同时也说明,在理学的发展中,“内圣”与“外王”虽然不能分开,但已越来越重视“内圣”之学,以“内圣”作为“外王”的基础。从李侗的思想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发展趋势。

三、道南一派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程(程颐、程颢)思想能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与杨时,罗从彦和李侗道南一脉相承是至关重要的。

二程(程颐、程颢)传杨时,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朱熹集宋代理学大成。道南一派极力推崇“四书”,注解“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重要依据。据陈荣捷教授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共用了32位学者的731条语录,引述杨时之论73条,李侗之论计13条,这些都充分说明“南剑三先生”(指闽之延平人杨时、罗从彦、李侗,宋时延平系南剑州,辖今南平、将乐、尤溪、沙县和顺昌五县),为朱熹《四书集注》成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南剑三先生”是从洛学过渡到闽学的桥梁。明代程敏政所说:“无龟山则无朱子”。(《杨龟山先生通记》)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南道一脉,绵绵不绝,硕果累累。杨时、朱熹等理学大师均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桃李满天下。

朱熹对《四书》所作的研究,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四书》的集结、章句、注释、解说,事实上,他一生的学术精力,大部分都投入在对于《四书》的研究之上,死而后已。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中庸章句》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的前期思想的中和说出自《中庸》,并深刻影响了他后来心性论体系的主要结构,而且《中庸》也是他的修身功夫论的基本依据。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朱熹在总结前儒家学说思想,尤其是二程思想,准确提出“理”的概念:理是世界的本原,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直到元代仍为科举考试篇目,在宋代确立了主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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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雪芳.道南一脉——从杨时到李侗.湖南科技学院,《船山学刊 200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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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古建筑故事连载:

      殿

 

郑 建 光

 


清岩祖殿即清岩宫,位于中仙乡演溪自然村,距中仙15公里,毗邻台溪乡清溪村。宫内主祀康公泰山尊王,因此,民间也称之为泰山宫。宫殿四面群山环抱,重峦叠翠,山脉蜿蜒起伏,至此突然两峰高耸对峙,形如两牛斗力,活灵活现。清恩贡生、邑人林逢春有诗云:

山号两牛斗力雄,奇形瑰状显威风,

天然吉地何人趁,万古名流人世中。

清岩宫肇开南宋淳二年(1242),真正到了咸淳五年(1269)宫宇始成。历经明景泰元年(1450)和清康熙二年(1663)两次大的扩建,乃具规模。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十六都29个自然村列为十甲,以甲为单位,对清岩宫一应活动袭例轮流执事,值甲群黎勤谨兢业,负责当年醮诞等各项费用。嘉庆五年(1800)和道光八年(1828)分别对宫宇再度整修及增塑神像。不幸的是,清岩宫在咸丰三年(1853)遭回禄之灾,毁于一旦。咸丰五年(1855),里人林接含、廖荣晃首倡在原址重建宫宇,经过三年重建,复原了宫殿和造像。民国二年(1913)又进行了一次重修。令人痛心的是,这座恢宏古朴的宫宇在“文革”时难逃人祸之劫,被夷为平地。

改革开放后十甲信士自发筹募资金,集腋成裘,重建清岩宫。历经二十多年风雨,一座今胜于昔的宝刹巍然屹立于沈水之东。每年农历七月廿四至廿七日,依例设醮斋祭泰山尊王。斋诞祭供期间,敲锣打鼓、吹拉弹拨终日不停,各方民众蜂拥而至,香客达万人之多。此时的清岩宫同时也成为附近村民的娱乐圣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清岩宫有一殿十厅四座扶厝,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宫的正门,两尊石狮栩栩如生,蹲踞左右。宫门分别描绘秦琼、尉迟恭门神图形,门联是“泰山镇东方位宗五岳,尊王居演水泽及万民”。殿高十余米,顶部架藻井,精巧奇美,匠心独运。主殿上厅康公泰山尊王坐像高达四米,腿可安床。头顶高悬“清岩祖殿”横匾,两旁是一对藏头联:“泰运际新秋风调雨顺钟淑气,山峦立古庙峰回路转境清幽。”坐像造型奇特,红颜长髯,头戴苍碧七旒冠,左穿蟒袍右着铠甲于一身,一手执剑,一手置于雕饰着龙首的膝盖上。康公两眼暴突直视前方,威武勇猛,让人敬畏。一对蟠龙柱矗立厅中,增添了几分肃穆与庄严。厅之左右分列泰保、泰尉、判官、吉使神像。中厅两边分别是牛头、马面、千里眼、顺风耳等十二尊神像。每尊造像形神兼备,堪称艺术精品。正殿两侧壁上,彩绘着十八层地狱的种种场景,似乎传来鬼卒阴森的嘿嘿冷笑,以及受刑的乱臣贼子、奸邪淫恶之徒的阵阵哀嚎,令人毛骨悚然。从反面警诫世人要恪守礼法,不可为非作歹。其实,这与宫殿里随处可见的联语、额批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一致的,无非是百姓的一种善良愿望,真正能有多少作用呢?

演溪清岩祖殿供奉的泰山康公乃燕州人氏,名讳不祥。相传康公出生于殷实豪户,心性颖悟,身材魁伟。二十五岁中文状元,二十八岁又中武状元,所以才有康公身着将服相袍的奇特造像。康公胸怀坦荡,膂力过人,统兵百万,屡立战功,德行天下,义重四方,最后被封王封侯。后来,由于朝纲不举,政局动荡,便隐没于市从贾经商,富甲一方。康公曾经一度移趾南方,经营木材生意。正当财源滚滚之时,突然遭遇了一场特大的狂风暴雨,冲毁码头,数名人工也被洪水吞噬,家产损失殆尽。康公只好流落他乡,避难来到尤溪二十六都,在演溪水尾坪顶搭棚落脚。命途多舛,从此一蹶不振,靠肩挑贩卖瓷器为生。寿终时,康公化身于坪顶茅棚。当地里甲具陈律司奏准“敕封都统康公英烈泰山尊王”称号,功参天地,永享世人奉祀。此当为后话。

康公于淳二年(1242)化身后,在化身坪立有草庐和小香炉以供祭祀。南宋咸淳五年(1269)有一伙樵子牧童把香炉四处迎游,当抬迎到水尾岬面,即现在宫址,放置于石台小憩,不料香炉像生了根一样,再也搬不动。村中老人获悉此事,也感到奇异,认定这里是康公泰山显迹之地,于是建四柱亭阁,供奉康公。

有一年,漳平商人许治奇、孙文兴,因命案冤屈避祸出逃。路过演溪清岩宫地段时,迷失方向,找不到出山路径,走出几十里地后,到天黑时又鬼使神差转回到清岩宫,连续三天如此,感到蹊跷。许治奇、孙文兴许下大愿,如果神仙显灵为我们雪洗冤屈,日后一定在此地为康公修建宫宇,塑造金身。当晚,许、孙梦见一位身材魁梧的将军站立在卧榻前,告诉他们已经无罪开释,让他们赶紧回去与家人团聚。许、孙翻身滚落在地,倒头便拜,长跪不起。许、孙知道这是康公泰山显应,拯救他们脱离罪孽苦海。未待天明,他们便去找邻近的村中耆老商议建宫事宜了。后来议定由许、孙出资,二十六都十甲群黎投工投劳,共襄义举。当日就与本境财主协商购买采伐他山场的杉木,财主说他的树木已经规划卖给木商了,只剩下几株无尾杉树,我领你们去看看,如果能用就全部送给你们建宫宇。谁知上山一瞧,从谷底到山顶的杉树全都是无尾的,财主傻眼了,也只好兑现诺言了。

清岩宫建成后,许治奇、孙文兴带着剩余的银两回漳平与家人团聚。到了漳平地面,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老家,费尽周折,他们依旧像个陌乡人,只得回到尤溪清岩宫。许、孙又买下几百亩田产赠给宫宇,然后回到了老家。如今宫中还高悬着漳平施主的功德匾。

与多数寺庙宫观一样,庙祝对所供奉的神仙菩萨显应的故事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清岩祖殿泰山尊王也不里外。传说清咸丰癸丑年,演溪深山有黄牛精作恶,向康公泰山尊王索要三千人头。康公为保一方百姓平安,故意推诿,敷衍妖精。不料,康公的用意被黄牛精识破,怒火中烧,对康公施法陷害。康公凛然跃上山巅,仗剑反击,以正压邪。妖精眼见占不到便宜,就口吐烈焰焚烧宫宇。时当夤夜,峙峰族长在梦中失声惊呼:“清岩宫被黄牛精放火烧毁了!”家人惊醒,责怪他胡言乱语,族长更加高声呼叫,惊动了四邻。人们往外一看,果然演溪方向天边一片通红。次日,乡人纷纷猜测失火原因,康公托梦峙峰族长一事传开后,才知隐情。康公舍弃宫宇,庇护百姓的行为,使得人们对康公泰山尊王愈加信仰了。两年后,峙坑林接含和竹峰廖荣晃首倡重建清岩宫,并塑造神像二十余尊。相传神像开光时,林、廖二人分别投身成为判官与吉使二神。

宋理宗淳祐年间,尤溪东山蔡某为救母病,四处求医,康公显圣为其祛病的故事;德化葛坑陈氏父子因承蒙康公庇佑,财富日增,成为当地首富,因而经常远道来清岩祖殿祭供,扣谢现金近三万元;“文革”末期,陈某(绰号二九)到演溪公干,看见清岩宫遗址上有人搭建简易小亭供奉康公香炉,就一脚踹翻,破口大骂道:“今日有我二九就没有你泰山,有你泰山就没有我二九。”陈某当即脊背发凉,到家后被送往医院,半途毙命。类似这种得到现世报的故事,都是庙祝经常津津乐道的话题。

千年古刹历经风雨,几度兴废不堪回首。如今的宫宇除了柱础和祖殿大门的一对石狮子,大多都不是古物了。最后应该大书一笔的是,演溪清岩祖殿大量的楹联颇具艺术价值,很值得玩味。其中“赫赫鲁瞻位等三公功参天地,巍巍兖镇名尊五岳泽遍闾仁”板联为清朝文物。另一副古代板联仅存下联,上联遗失。今人为之补撰上联“泰岱镇东方纳吉降祥咸蒙保障”,与下联“山灵昭演水储祯召福悉荷帡幪配为一对,成为古今文人超越时空联手弘扬国粹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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