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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来自:朱子文化研究会 编辑: 点击:3432 时间:2012-04-18 15:58

 

朱子文化研究

十一

 

         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          2011228

 

 

 

莫砺锋

 


九百一十五年前的一个冬日,在山阴(今浙江绍兴)郊外一个叫赵家庄的小村子里,鼓声咚咚,村民们正围着一个盲艺人,听他说蔡伯喈与赵贞女的故事。当村民们听到蔡伯喈为了贪图富贵而抛弃双亲、停妻再娶时,无不义愤填膺,骂声不绝。当他们听到蔡伯喈受到报应、被暴雷震死时,便不约而同地拍手称快。此时一位名叫陆游的七旬老翁也挤在人群中,他知道蔡伯喈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蔡邕,但蔡邕几曾做过弃亲停妻的事情!于是陆游吟出一首小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蔡邕遭逢乱世,最后冤死狱中。他哪会料到身后竟以负心郎的身份受人咒骂,这是比冤死狱中更大的不白之冤哪!在陆游吟诗的一百五十年后,蔡伯喈的故事被文人高明改编成南戏《琵琶行》,从此在舞台上常演不衰。虽然高明在主观上想为蔡伯喈涂上一层“全忠全孝”的油彩,但观众观看此剧时,印象最深的仍是蔡伯喈弃妻再娶的情节,仍会对他唾骂不已。蔡  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是啊,人死之后,是是非非都任人评说,谁还管得了后人的嘴巴呢?况且名满天下者,多半会谤满天下,请看唐人白居易和宋人朱熹的遭遇。

白、朱二人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也是不断地受到后人讥评的名人。在后人强加在白、朱身上的许多罪名中,最广为人知的要算是白居易逼死关盼盼和朱熹迫害严蕊这两件罪行了。直到现在的互联网上,还有无数的网友为关盼盼、严蕊这两位才貌双全的弱女子一洒同情之泪,并把愤怒的口水吐在白居易和朱熹的脸上。然而,白居易果真逼死了关盼盼吗?朱熹果真迫害过严蕊吗?

记载朱熹迫害严蕊之事的文献,主要有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周密的《齐东野语》等书,及至明人凌濛初用《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的回目对它大肆渲染,并收进拟话本《拍案惊奇》之后,这个故事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及至今日,还有人把它写成长篇小说《风尘误》,称颂严蕊为“一代才女、烈女、奇女。至于作为对立面的朱熹,当然成为千夫所指的反面人物了。最早详细记载此事的是《齐东野雨》,它是南宋末年的著名笔记,本则又是周密自称“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也即经过实地调查而得来的,貌似信史,其实不然。束景南先生在《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中以严密的考证对它进行了证伪,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唐仲友确是一个贪赃狼藉的不法官吏,朱熹对他的参劾是合理合法的。第二,严蕊其人,并不像周密所记那般清纯无邪,她与唐仲友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第三,那首引起后代读者喜受并从而爱屋及乌的《卜算子》并非出于严蕊之手。现对有关史实简述如下:

 淳熙八年(1181)八月,浙东大饥。九月,以右相王淮的推荐,朝廷任命朱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前往浙东救灾。此前朱熹曾两度从事救灾的“荒政”,一是乾道三年(1167)在崇安,二是淳熙六年(1179)在南康军,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所以朝野都对他寄予厚望。为了取得朝廷的支持,朱熹先到临安面见孝宗,请求“拨赐米斛”、“建立社仓”等政策支持,以至于身在浙东的陆游寄诗催促他说:“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淹留?”十二月,朱熹得到朝廷拨给的三十万缗救灾款后,即亲赴浙东实施救灾。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认为灾荒与地方官员的贪赎有关,所以他在救灾的同时也雷厉风行地整顿吏治。淳熙九年(1182)正月,朱熹巡视嵊县,奏劾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救灾粮,以及富户朱熙积不伏赈粜。月底到衢州,又奏劾知州李峄不修荒政。五月,又奏劾新任衢州知州沈崇一擅支义仓米。七月,朱熹巡行到台州,刚入州境,便看到灾民扶老携幼而来,诉说知州唐仲友不顾灾情严重,依旧催租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便对唐仲友进行调查,然后连上六本,参劾其种种不法行为。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同乡,又是其姻亲(其弟媳是王淮之妹),平时自恃朝中有人,贪桩渎职,无所不为。唐仲友还伙同其家族私自经营织染、刻书等产业,而且强行垄断当地的海产买卖,故富甲一方,横行乡里。周密自称所述严蕊故事“得之天台故家”,周密的年代距离唐仲友家族横行台州的时代不过数十年,他所采访的“故家”也许就是唐家也未可知,难怪会对严蕊美言。唐仲友的不法行为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比如他公然窝藏伪造纸币的罪犯蒋辉,并唆使其继续伪造“官会”。这件案子成为后代学者研究古代假币史的重要案例,宋代经济史专家汪圣铎先生曾有专文论及。至于唐仲友在私生活上的骄著淫逸,放荡糜烂,就不必一一缕述了。所以朱熹弹劾唐仲友,其原因绝对不是理学宗师对风流才子怀有偏见,也不是学术思想有异而导致的“争闲气”,它只是朝廷钦差对不法地方官员的一次纠弹而已,否则的话,陆游与辛弃疾是当时的文坛巨子,为什么朱熹与陆、辛都很友好?陈亮的思想与朱熹南辕北辙,陈亮又是唐仲友的姻亲,为什么当唐仲友挑拨朱、陈关系时,陈亮却坚定地站在朱熹一边。

    严蕊是台州的一个官妓。官妓本是封建社会中不幸的女性,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严蕊的情况颇为特殊,由于受到唐仲友的宠爱,她便恃宠骄纵,替人交通关节,收受贿赂,例如临海县贴司徐新想要免除其在城外卖酒的赔钱差役,便央求严蕊到唐仲友处打点。严蕊乘机向徐新索贿,先从徐新处索得银盏七只作抵押,事后变卖得钱四十二贯有零,都由严蕊笑纳。所以严蕊早已从唐仲友的玩物转变成其贪赃枉法的帮手,即使她才貌双全,又何足道哉?朱熹所以会在弹劾唐仲友的奏本中涉及严蕊,完全是因为她参与了唐的不法行为,是唐仲友犯罪活动的重要证人,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宋词专家谢桃坊先生在《宋词辨》一书中说:“可见严蕊是一个贪婪奢侈、仗势受贿、挥霍公款、诈骗钱财的歌妓,其人入狱是罪有应得的,不值得人们同情。”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况且唐仲友案由绍兴府负责勘治,严蕊则被收押在台州狱中,由通判赵某审问,且一审即供,朱熹并未直接干预狱事,又哪来的亲逼严蕊招供且严刑拷打之事?顺便说一句,朱熹弹劾唐仲友,体现了大公无私的儒家风范。因为唐仲友不但是地方要员,而且是宰相王淮作靠山,不是轻易能扳倒的。况且弹劾唐仲友肯定会得罪王淮,这对朱熹本人有百弊而无一利。一年后王淮唆使吏部尚书郑丙上疏反道学,便是对朱熹的挟私报复。正因如此,朱熹在奏本中原原本本地详细叙述唐仲友的罪状,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否则唐仲友和王淮肯定会给他加上诬告大臣的罪名。

最后要说一说所谓严蕊咏《卜算子》词的事。朱熹按唐仲友的第四状是此词的最早文献出处:“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朱熹此状写于八月八日,此时下距所谓岳霖判案令严蕊口占一词事尚有三个月之久,可见此词根本不是严蕊所作。其实岳霖以“宪”的身份(“宪”即“提点刑狱”)来台州判案之事也是周密胡编出来的,史料中明文记载着乾道到庆元年间(淳熙在乾道之后,庆元之前)曾任浙东提刑的全部官员名单,其中根本没有岳霖其人。而且朱熹奏弹唐仲友一案后来不了了之,朝廷根本没有另派专员前去复审。《齐东野语》中记载的岳霖与严蕊的一番对话,虽然情节生动,却纯于编造。所以,所谓严蕊口占《卜算子》之事也是不可置信的小说家言,严蕊并不是这首《卜算子》的作者。

其实,唐仲友宠爱严蕊是实,但是他同时又宠爱其他官妓,如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人,她们都像严蕊一样随时供其淫乐。而严蕊虽然得宠于唐仲友,也未必对唐用情专一。《齐东野语》中记载谢元卿在严蕊家滞留半年,直到囊中空空才离开,虽不一定属实,倒也合于情理。所以,有些后人把唐仲友与严蕊视为一对忠于爱情的痴男怨女,从而为他们一洒同情之泪,并对棒打鸳鸯的朱熹百般辱骂,实在是受了小说家言的误导。

  当今,今人所以会产生上述误解,也与某些古代作品的误传有关。如上所述,相传为关盼盼的作品今存四首诗及两句断句,其中的三首《燕子楼》实为张仲素所作,另一首绝句和两句断句则是宋人伪托,所以事实上关盼盼并没有诗作传世,构成白居易逼她自尽的故事的主要材料是子虚乌有的。但是这些诗(连同断句)都被收录在《全唐诗》卷802的关盼盼名下,而《全唐诗》又是大家阅读唐诗的首选之书,很少有人会怀疑它有误收,难免谬种流传。连钱锺书先生写《管锥编》时都曾把《燕子楼》诗的第一首误引为关盼盼诗,责任编辑周振甫先生指出此诗实为张仲素所作,钱先生乃据之改正,并在周先生的审读意见上批曰:“遵改。本据《全唐诗》妇女门录出,末究其本也。”可见《全唐诗》对读者的误导有多么严重!相传为严蕊所作的《卜算子》起了更大的误导作用。《全宋词》收录严蕊词三首,《卜算子》乃据按唐仲友状把《卜算子》的后半首收录在“高宣教”的名下。如上所述,这两首《卜算子》其实是同一首作品,且为高宣教所作。《全宋词》两处重出又不作考辨,很容易误导读者。后来胡云翼先生把《卜算子》作为严蕊的作品选进《宋词选》,且在作者介绍中说:“道学家朱熹曾以有关风化的罪名,把她关在牢里,加以鞭打。她坚不屈服。朱熹改官后,岳霖继任,把她释放。”又在作品解析中说:“这是严蕊获得释放前写给岳霖的一首词,反映了作者对于自由生活的渴望。”《宋词选》印数百万,影响巨大,于是以讹传讹,朱熹迫害严蕊的故事就不胫而走。学术界虽然已经对《全唐诗》中的关盼盼诗和《全宋词》中严蕊《卜算子》词进行证伪,但那些研究成果不为大众所知。于是,白居易和朱熹至今还在为逼死关盼盼和迫害严蕊这两条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人们的愤怒口水,要是他们泉下有知,肯定也会仰天长叹:死后是非谁管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儒学的世界性传播及其影响

陈长根

 


科学是无国界的,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儒学也是一样。所以儒学传至国外并不稀奇,但能成为东亚国家的官学,就很值得今人思考,更值得我们反省。我们现在简单地把儒学理解为国学,似乎有点不太确切,概念太狭隘了。外国人把它称之为“汉学”,那只是以初始发源地而下定义的。后来它已成为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官学,其内涵还包括着外国儒者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它是一种世界性的学说。所以,应呼吁把它作为“东方的圣经”或者“世界学” 加以推崇。

一、高丽、朝鲜儒学的传播

韩国深受中国儒家学说的影响,儒教自公元开始时传入朝鲜半岛,后来成为治理国家和维护伦理礼仪的规范,已将其价值观灌输于韩国人的心中。即使是今天,韩国人仍然保留着儒家学说的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在中国、日本等儒学文化圈里,韩国完整地保存和继承着儒家传统。按照韩国学者柳承国的说法:“朱子学乃高丽忠烈王时,由安珦(12431306)从元朝传来。”安珦十分崇拜朱熹,被认为是正宗的儒学衣钵传人,因朱熹号“晦庵”,故他也自号“晦轩”,归国后努力传播朱子学,他说:“吾曾于中国,得见朱晦庵著述。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功足以配仲尼。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为此,安珦被称为是韩国历史上最早的朱子学者。在朝鲜朝(13931910年)近六百年里,是朱子学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具有韩国特色的韩国朱子学形成的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最著名的朱子学者则是李退溪(15011570年,名滉、号退溪)和栗谷(15361584年,姓李名珥,号栗谷)。李退溪他是朝鲜时代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创造性的重要的朱子学者。他“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他不仅是朱子学的继承者,而且还是朱子学的发扬者,因此他被誉为“朝鲜之朱子”。他对朱子学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⑴强调理气不杂;⑵主张理有动静;⑶四端七情论。即在继承朱熹“理先气后,理生气”说,即理气不离亦不杂的基础上,退溪提出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和理有动静的思想。在阐释四端与七情时,因先儒没有论及,退溪便以“理气”观来解释“四端七情”,这的确是李退溪的一大贡献。而栗谷则强调“理气妙合”,又在李退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理通气局”说,“盖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推本之论也”,即“气发理乘一途”说。概言之,韩国朱子学研究的方向不在“宇宙论”和“本体论”,而侧重于“性情”的探幽。因此,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以人为本的今天,从人的内心深处寻找道德根源,认识人的本质,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一个真实的人,退溪学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现在韩国每年农历的二月和八月,都会在首尔成均馆大学内举行“释奠大祭”,纪念创立儒家学派的孔子及众多儒家圣贤,这也是儒林最大的活动之一。近年来,祭祀朱子则成为“释奠大祭”中最主要的祭祀仪式。祭典神圣而且色彩丰富,参加祭典者均模仿古代人物,穿着纯白色长袍,头戴马鬃毛帽子。祭典仪式首先是祷告,接着便是奏祭乐和舞蹈,最后乐师和舞者为已故学者献上供品,整个祭祀活动场面宏大,使人感觉仿佛回到了古代社会。现在我们通过影视媒体发现,韩国的文化可以说和中国一脉相承,仔细分析一下韩国的文化,似乎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与中庸的色彩非常浓重,因此,我感觉所谓的“韩流”,不过是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和渴求罢了。

二、儒学东传日本

据日本古书《古事记》、《日本书记》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年),百济(古国名,在今朝鲜半岛东南部)人王仁东渡日本,带去《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天皇使太子菟道郎稚子拜他为师,这是日本人学习《论语》的开始。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的接触更趋频繁,其教育制度明显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当时日本所颁《大宝令》仿照唐制规定:学生须通一经或二经,经分大、中、小三类,《论语》、《孝经》无论治何经均须兼通。在这种制度下,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中央、地方各级学校中诵读《论语》等儒家经典,儒学成为他们的知识教养和衣食荣禄之源。在日本传播朱子学贡献最大的当为藤原惺窝(15611619年),他于1599年请教退溪学派的朱子学者姜沆,在姜沆的帮助下,完成了《四书五经倭训》,这是日本第一部用朱熹观点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而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是惺原的高徒—林罗山(15831657年),他的历史功绩是使朱子学成为德川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学。以后,《四书集注》等理学思想也渐次传入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再度大兴儒术、广建学校。幕府在江户所建学校称为弘文馆,至此改为官学。学中除教授定额的学生外,还在每天午前公开讲授“四书”,任人旁听,称为“御高门日讲”。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余年当中,儒学长盛不衰。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论语》,在日本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据近人丰田穰所编《日本人研究论语著作目录》统计,现存德川时期的《论语》研究著作近九十种。明治维新以后,教育逐渐普及,《论语》的重要地位仍然不减。上到天皇进讲、下到中学汉文教材,都时常选录《论语》,同时也出版了大量的《论语》通俗化著作。二十世纪初,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泰辅写作了《论语年谱》,用年谱体裁系统地介绍了《论语》在中国和东西洋各国的刊刻、翻印、整理、研究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随后东京春阳堂又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语》的集大成著作。

三、儒学的西传

《论语》于十六世纪下半叶首次传到西方,明朝后期,欧洲基督教组织耶稣会的成员纷纷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他们不仅将西方宗教、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们在翻译经书的同时,也写下了不少介绍孔子生平、思想的介绍性著作,如《中国之哲人孔子》、《中国人孔子之道德》等,这是儒家思想传入西方之始,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在政治、伦理方面远比欧洲进步。沃尔夫对孔子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深表推崇,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原则,主张用理性取代宗教信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对孔子的思想、人格都十分崇拜,自命为孔子的继承人,后人称他为“欧洲孔子”。总得来说,孔子思想在欧洲曾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西方思想家力图在孔子学说中寻求解决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方面的启示。而无论在何时,《论语》作为孔子思想材料最集中的著作,都是西方学者首先重视的对象。

四、几点启示

1、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次的大小“革命”。从“五四”时期的呼唤民主与科学,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普及,再到所谓的和平演变,旧的“国学”思想体系被打破了,而新的“国学”思想体系又没有立起来,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什么了。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学思想体系,其前途是堪虞的。现在上层建筑已经意识到宏扬儒家及其优良传统学说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2、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韩国文化,一方面说明韩国文化适合中国,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文化在中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中国人的内心还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是用喜欢韩国文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因为,韩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内。韩国一方面经济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又充分保护和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3、我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大多为年轻人),将我国的落后怪罪于儒家传统文化,此说不仅谬误,而且荒唐。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乃至我国的台湾省的发展现状,就是“儒教治国”的成功例子。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提上了历史日程,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18401931),他以儒学为主推衍出一套“道德经济合一论”,却十分适合日本的国情。时至今日,他的观点在日本企业家中仍然很受推崇,并影响到东亚国家。问题恰恰是我们没有好好地利用老祖宗留给的遗产,只知破坏、不知弘扬的缘故。古语云:“国有于立。”我们中国必有其足以立国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传统学术中的精湛思想。这个问题的启示,应该引起我们国人的深思。

综上所述,儒学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形成、发展、成熟,变为人类精神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必须研究我们的“国学”,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发扬前哲已经揭示了的相对真理,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它不但是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需要,而且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

【注释】

参见《论语·赏析评释》文(华艺出版社)

参见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9页。

《晦庵集·谕国子诸生文》。

《退溪先生言行通录·实记》,《增补退溪全书》,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6页。

《答成浩原》,《栗谷全书》卷10,第209页下。参见李甦平《中国朱子学在韩国和日本的传播及演变》一文。

《左传·昭公元年》“国于天下,有于立焉。”

 

(作者系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朱熹诚信观对建设健康市场的作用

        林燕琼

 


摘要:随着物质的丰富,诚信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的社会问题。本文着眼于前些年的“三鹿奶粉”、“霉变腊肠”社会事件,从朱熹诚信思想观的角度出发,阐述建设健康市场的必要性。

关键词:朱熹;诚信观;健康市场;作用

 

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规范,也是我国社会所推崇的优良品格之一。对于诚信的伦理意义,朱熹也曾赋予其非常高的道德评价,认为其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具有调节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关系的功能。尤其是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我们赋予更多经济性内容的诚信,不仅仅是道德资源,更是经济资源。

一、“诚信”的起源与意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诚”与“信”便已有了初步的共识。而“诚信”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出现,则可追溯到唐代。《贞观政要·诚信》卷五曾记载,魏征主张,君必须以诚信待臣,诚信立则无二心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据《魏征传》记载,魏征与唐太宗有一段精彩的对白——太宗即位,宰相封德彝提议:中男虽年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点兵。政令既出,魏征以为不可。唐太宗怒责:中男壮大者,……取之何害!魏征回答说:陛下曾说:我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租调不免,又要点兵,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我原以为你固执,不通达政事。今天听你议论,真是精辟透彻,我的错误确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还奖给他一个金瓮。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而把“诚信”纳入理学范畴、纳入完善人格、纳入治国安邦之策,进行系统论述的,正是朱熹。朱熹精辟地揭示了“诚”与“信”的关系,并对“诚信”的内涵和伦理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朱熹理学体系中,是两个不同的伦理范畴。究之本义,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诚”就是实,或真实无妄。以真实无妄作为的内涵,认为“诚”是实在的理。究的哲学意义,朱熹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诚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为实然之心。总言之,天地之道就归结为一个字。分言之,“诚”在宇宙自然是天道之实理,在人群社会则是实然之心。他认为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作为天之道是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本然之理。而作为人之道的主要是对天地之“诚”的尊敬和效法,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他始终强调:“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诚为人本,至如神”。

不难看出,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朱熹对“诚”与“信”有不同的诠释和意义赋予,但又有互通互含的一面,精辟揭示出了“诚信”基本内涵的三个层次:其一,内诚于心。从内在看,人之道应效法天之道,应当有一种诚实信仰、忠诚信奉的心理和道德品质,这是诚信道德的最高层次。其二,外化于人。诚信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又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能力,要求内在的品质外化为一种人的社会实践,即真正做到诚实守信,真实无欺,言行相符,这是诚信道德的基本要求。其三,忠诚信义。就是说诚信作为一种内在的信仰和外在行为的统一,还必须与信义相结合,坚守诚信的正当、正义。这是诚信道德的最终目标。

朱熹认为,“诚”即诚实、诚恳,其有四个方面的涵义:首先是指真实不欺的品德。它要求人有真心、真言、真行,真诚地待人处事,反对欺骗、虚伪。它包含着忠诚于自己和诚实地对待别人的双重内涵。其次是认为“诚”是本然存在的,是对客观必然性的概括。“诚”是“天理”的组成部分。客观世界是本然存在的,“诚”也是本然存在的。第三是认为“诚”是道德本体。第四是把“诚”作为区分人品的标准。即是说,“诚意”,是区别君子与小人、善与恶的关口,是分水岭。“信”即信用、信任,是指真实不欺、遵守诺言的品德,也有四个方面的涵义:首先,信是实在、不虚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其次,“信”是实理,理是客观存在的,“信”也是客观存在的,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反映它就是“信”。第三,“信”是表里如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虚伪,不作假象。第四,“信”还指人们言行一致,言与行要统一。“信”要求人们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要言而有信,诺而有行,行而有果,以信用取信于人。

朱熹认为,诚信是做人立德的根基,是人格修炼的起点。“诚”与“信”互为因果、互为表里。“诚”是“信”的本体,“信”是“诚”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品质;“诚”是“信”的依据和标准。“诚”与“信”之间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诚”是基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信”是理性实践精神的外在表现。“诚信”是与天道相融合的人的真实本性。“诚信”体现了人的心灵、理性、情感、意志的内在合一,自我身心内外的统一。“诚信”归根到底是对人性价值的认知和肯定。这样,朱熹就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论述与说教,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并吸收佛、道思想精华,把诚信与自己创立的理学体系结合起来,从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角度,论述了“诚信”的本质,论述了“诚信”作为社会人立身处世和社会正常运行的决定性意义。

二、近年来我国市场良莠不齐的现状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各种与市场经济所需信用社会、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相适应的诚信失范现象却大量存在,建设现代诚信中国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前些年有霉变腊肠洗洗晒晒流入福州三大超市一说,“福州市同祥食品有限公司”将已霉变生毛的腊肠,经过一番洗刷、晾晒后,重新打包装箱,竟然流入福州沃尔玛、好又多、永辉等知名超市销售。该公司曾被沃尔玛评为20032004年度福州商场最佳供货商。

大家都知道的“三鹿奶粉”事件,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三鹿奶粉”事件发生至今,从层层剥开的事实来看,令人震惊的是一些企业职业道德的沦丧。

追其根源,就是商家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而放弃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的道德规范,酿成了一起祸国殃民的事件。而某些厂家则一味地追求其高额的利润,通过一些违法的手段蒙骗广大用户,最终受到了社会和法律的制裁。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我们放心走路,是因为我们相信车流会在红灯前停下来;我们安心睡觉,是因为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地塌下来……没有这种基本的信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也就无从存在。如果诚信缺失、道德败坏、是非不分、荣辱颠倒,文明底线失守,再好的制度也无法生效,再快的发展也会出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不能忽略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受“问题奶粉”影响,消费者对奶粉质量的信任度骤降,不仅奶制品企业产品销量大幅滑坡,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广大奶农也因企业减少原奶收购面临损失。沉痛的教训告诫企业家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三鹿奶粉”事件所暴露的道德缺失,也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

所以,朱熹所提倡的“孝国爱民”思想,诚信必须放在首位,如果一个国家的子民丧失了诚信,那么这个国家有多么可怕,终将自取灭亡。

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崇尚的一个基本美德。有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人人都成了商人,因此就是要讲赚钱第一。在他们看来,不讲诚信、不讲规矩、不讲道德才能赚钱,讲诚信、讲规矩、讲道德只能赔本。一些人由于上过当、受过骗或者曾经不同程度地做过不讲诚信的事,以至于认为诚信的道德信条适用于古而不适用于今。在他们那里,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已荡然无存,非但认为别人说的话不可信,就是亲眼看见的事也认为值得怀疑。由于社会上坑蒙拐骗现象的存在,因而增加了人们的设防心理,有些人常常既不肯对的确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也不肯轻易在真正需要人们帮助的时候接受人们善意的帮助,这不是诚信的缺失可怕的结果吗?

三、目前社会中诚信缺失根本原因

社会中诚信的缺失何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而严肃的思考。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其一,中国历史变革方面的原因。由于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长期普遍存在,使得内在的道德约束远未形成一种全社会都遵循的游戏规则。诚实守信虽然也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倍受推崇,如素有“一诺千金”之说,但中国古代所讲的诚信更多的是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角度弘扬诚信伦理的,而个体之间的契约意识和信用精神则比较淡薄。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方面原因。市场经济这把双刃剑,对于初学乍练的中国人来说,在道德和情操上留下些许伤痕也在所难免。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历史中,诚信同样一直困扰着社会大众。特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诚信状况也非常糟糕。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直到西欧工业革命接近尾声,市场经济体制已相对完善和发达时,诚信状况才有了很大改观。究其原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的确,这些狡滑手腕在大市场上己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我国当前出现的种种失信行为,显然他们并非是市场经济固有的.而恰恰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需的内在约束机制不健全。

其三,政府行为不规范的原因。我国目前的转轨时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有完全摆正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直接进人市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过多地对具休经济行为进行行政干预,使得企业管理层对企业的生命周期缺乏良好的预期,助长了短期经济行为,使本来就不健全的市场竞争更加无序,客观上庇护了假冒伪劣商品制造销售者;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又对本应该履行的市场监管职责未能很好地履行,监管不到位,对假冒伪劣等现象姑息迁就,搞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个别政府官员在履行裁判员职能时吹偏哨,甚至吹黑哨,有意无意地充当失信行为产生的温床或保护伞,扰乱了整个市场经济秩序。

其四,法治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国,对失信违约行为的惩罚,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上,都不足以将失信成本提高到“无利可图”的程度。这表现在:一是立法上不够完善,还有许多巫待健全的地方。二是执法上不够严厉。对于不遵守诚信规范的企业、个人,对于假冒伪劣、拖欠赖帐等失信行为,打击力度还不够大,使得很多制假售假一旦败露,改头换面照样可以“挂羊头卖狗肉”。

四、培育和完善健康市场的对策和我们的任务

针对健康的专业市场发展现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笔者对健康市场的培育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1.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专业的健康市场的建设

健康市场是重要的物流集散地,是连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要意识到健康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把健康市场的建设当作一个重点工程来抓。

2.加强健康市场发展的立法工作

要抓紧研究制定《专业市场管理条例》,对市场性质、开设程序、主体资格、交易方式、交易行为、管理者责任、市场监管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加强立法的目的:一是明确专业市场的设立必须事先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纳入统一规划,防止重复建设;二是建立专业市场经销商资格审核登记制度和经营准入制度,解决市场交易秩序混乱问题;三是明确入市交易产品的信息披露和质量安全检测及溯源制度;四是规范交易结算方式,提高市场管理现代化水平;五是明确政府支持专业市场建设的责任和义务,为政府投资专业市场建设开辟渠道。

3.完善政策

目前,健康专业市场处于培育阶段,实力较弱,因而必须摒弃政府普遍将专业市场作为经营性企业对待,片面强调批发市场要收费、赢利和纳税动机,而忽视了其一些社会公益性质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因此,要抓紧研究制定有利于健康市场建设与发展的政策,包括给予批发市场开办者和经销商税收、信贷、土地优惠政策等。

4.加强市场宣传

不仅仅要做平面媒体的宣传,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为市场进行宣传。要做好市场的网站宣传工作。建立市场自己的网站,要有最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市场简介,经营面积,主营产品及产品结构,市场类型,市场地址,市场的年交易额,市场的优秀经营户宣传等

 

诚信,既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华民族素以诚信立足于天下,正如周恩来总理常说的,言必信,行必果。互信共赢已成为当今世界和谐共处发展的准则。我们应该为之而努力,以期实现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马照南.朱熹诚信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福建日报,2005.1.4

[2]潘心城.谈朱熹诚信思想与和谐理念.福建日报,2010.11.25

[3]于培育.我区专业市场的对策研究.佛山市三水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网

 

 


简讯:

    福建尤溪举办南溪书院大讲坛

 


本刊讯   121日下午,由尤溪县委县政府、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南溪书院大讲坛开讲仪式暨首场讲座在尤溪文苑大厦影剧院举办。尤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卓祖澍、县政协副主席纪优梓、党(工)委常务副书记杨兰芳、南平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研究员方彦寿以及三百多名党员干部出席本次讲座,讲座由纪优梓主持。

卓祖澍在南溪书院开讲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并祝以新年的问候,就弘扬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开设“南溪书院大讲坛”现实的意义和原由作了发言,并对尤溪“朱子文化城”的远景期待与展望。

纪优梓在会上指出,要把南溪书院办成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主要阵地,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平台,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本次讲座以《朱子理学与科学发展现》为主题,方彦寿研究员作了精彩的演讲。座谈围绕朱熹的理学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密切关系作一番解说,重点阐述了三方面的问题:1、朱熹的以民为本的思想,2、朱熹的和谐思想 3、朱子学与和平发展的思想,就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义以及科学发展现的感想,“以人为本”与“和谐”思想做了具体的阐述,对“理一分殊”即“月印万川”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本次讲座加深了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与南平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沟通与友谊,也为“两岸四地”共同联合研究朱熹打下坚实良好的基础。(林燕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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